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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万精兵。好像中国的富强,眼睁睁就可以在他们两人手里实现了。可是,两边各有一大堆人马,而且有权力,有武装,加之双方隔膜日久,绝无可能因短暂的接触,而消除分歧甚至敌视。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大胜,马上空气就有点紧张。宋教仁被暗杀,尽管至今聚讼纷纭,没有结论。但就情势而言,即使袁世凯无此心,袁氏的党羽,包括他那个一贯热衷阴谋权术的儿子袁克定,也会食指大动的。而宋案发生,不仅北洋这边跃跃欲试,蓄势待发,国民党这边,也对法律解决,没有多少耐性。一个中央能控制国会,地方有政权还有武装的党,不可能料到真的打起来,居然会如此迅速地一败涂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是所有政治人的通病。袁世凯政府派驻上海的最高车政长官、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兼陆军中将郑汝成,这天也要到日本领事馆致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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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有两名租界巡捕路过这里,见状立即上来抓捕。二刺客开枪拒捕。大批巡捕涌来包围了二刺客。乘刺客向枪内重新装弹时,一个巡捕绕到他们身后,用铁棍猛击一刺客之臂,将其手枪打落;另一刺客见状,笑着对巡捕们说:“我们要干的公事已经结束了,如果要逃走,我们早就走了。现在我们等你们来。你们为啥还不快上来抓我们啊!”说完,二人从容就逮。租界巡捕房立即对二位刺客进行审讯。二人回答,一个名叫王明山,一个名叫王晓峰。对刺杀郑汝成事,二人一口承担,说:“郑汝成辅袁世凯叛反民国,余等为民除贼,使天下人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事之始末,皆余二人为之,勿妄涉他人也。”当巡捕房向他们再三追问主使人及同党情况时,二人坚不吐露,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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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全国重镇,向为革命党发源地,又有外国租界掩护,政治暗杀活动尤多。郑汝成深知自己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暗杀的首要目标,因此分外谨慎,平时轻易不离在龙华的镇守使署,出入有重兵护卫。这天他不得不去位于苏州河北的日本领事馆。而从龙华去那里,不得不横穿整个上海市区,并经过不属自己管辖的法、英二租界。这使他伤透脑筋。思考再三,郑汝成决定从龙华改乘汽艇,从黄浦江上绕道到外滩,这样可以避开乘车经过上海市区的危险。10日上午9时左右,郑汝成头戴白羽金帽,身穿笔挺的军礼服,胸佩多枚勋章,携带总务处长舒锦绣及卫兵数人,乘汽艇离龙华,沿黄浦江行一个多小时,在汉口路外滩上岸,换乘早备好的汽车,向外白渡桥开去。由于桥上车多人挤,郑汝成的汽车不得不放慢速度。

这两件事,却构成了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之后唯一的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把国民党改成小圈子的中华革命党之后,革命的行动力并没有增强,只有陈其美依托帮会,凭借上海的特殊地位,才能弄出点名堂,也就是小名堂。此后袁世凯称帝,西南讨袁,进步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中华革命党,也就是策动了山东的一场未遂事变,此后一点动静没有。如果没有刺杀郑汝成事件,那么,在二次革命后差不多三年时间里,孙中山和他小圈子党,就等于销声匿迹了。即使这个刺杀事件,对袁世凯政权的威胁,也只能说是微不足道。孙中山在组党问题上的倒退,吃亏最大的是他自己。若不是袁世凯失败之后,他及时改道,悄然重回国民党,恐怕,此后的历史,就没他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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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汝成等人透过车窗向前望去,已经看见桥北岸日本领事馆那高耸的楼房了,不由增强了安全感。就在这时,突然一颗炸弹向汽车飞来,5落在车后轮下,轰然一声巨响,炸坏了后轮,汽车嘎然停下。紧接着,一位年轻的刺客迅速地跳上车沿,左手抓住车栏,右手提手枪,对准被炸弹声浪震倒在车上的郑汝成头部连开10枪。郑汝成头颅洞穿如蜂巢,浆血迸流,当场毙命。坐在郑汝成左侧的总务处长舒锦绣也被击成重伤。郑汝成的卫士跳下车企图开枪还击,被另一名年轻刺客击退。奇怪的是,那两位年轻刺客在事成后本可乘混乱立即逃走。但他们却从容地再次验看了郑汝成正身,确认郑汝成必死无疑后,放声大笑,立在外白渡桥头上向围观的群众演说了一分钟,痛斥袁世凯篡权窃国、帝制自为的丑恶行径。

1915年11月10日中午11时许。上海临近外滩、横跨苏州河的外白渡大桥,在阳光下,钢铁的桥身闪着寒光。桥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这天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加冕典礼。坐落在苏州河北岸英美租界黄浦路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举办盛大的庆祝宴会。在上海的各国使领人员、洋行大班、租界董事及中国在上海的各级军政长官与社会名人,均应邀纷纷前往致贺。一辆辆豪华的轿车风驰电掣般地从苏州河南驶过外白渡桥,前往日领事馆。这时正是袁世凯在北京紧锣密鼓地筹备帝制大典的时候,许多人都想在日领事馆的庆典宴会上,探听一些政界的内幕消息与日本政府对袁实行帝制的态度。民国肇始,袁世凯和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暂短的蜜月,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跟袁世凯都大有相见恨晚之势,聊得相当投机。

尤其是孙中山和袁世凯,一个要修10万公里铁路,一个要练来有机会逃的,却没有逃,反而登上桥头,面对大量涌来的看客们,演讲了一分多钟,直到被租界巡捕抓住。当年革命党中凡是执行行刺任务的人,都极富理想主义,大概,他们看到人多,不觉得是个逃跑的良机,而是宣传革命的好机会。先知觉后知,唤醒民众,是当年革命党人坚信的使命。不管当日的宣传起没起作用,但当日的白渡桥附近的看客,的确是开了眼了,这样的好戏,百年不遇。噩耗传到北京,袁世凯大为伤感,为之辍食一日,不顾当时还是民国,硬是追封郑汝成为一等彰威侯,而且世袭罔替,让铨叙局都不知道怎么办手续。后来,当场被捕的两个刺客被租界引渡,后来逃走的刺客也被捕,三人均被处死。
行刺郑汝成之后,党人策动的肇和舰起义,却大败亏输,党人死伤惨重,军舰也没有开动。